原文标题：雨花台著名女烈士黄励狱中斗争记

作者：闻慧斌

发表日期：2014年07月24日

来源：人民网-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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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80年前，有位湖南籍著名女烈士黄励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墙上，留下“雨花台，雨花台，红骨都在那里埋”的遗言后，从容地走向雨花台刑场。她被枪决的直接原因是她在狱中仍坚持斗争，将宪兵司令部的看守班长张良诚策反过来，成为传递情报和信息的“红色信使”，两人虽然都壮烈牺牲了，但让更多的人看清了敌人的丑恶嘴脸，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。

放弃莫斯科的优越生活，毅然回国参加革命

　　黄励，湖南益阳人，1905年生，幼年丧父，靠母亲和姐姐做鞭炮、替别人洗衣服为生。后来，在舅父的资助下，考取了中华大学，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同年受党组织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在去莫斯科的途中，她结识了河南同学杨放之。当时他们是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，然后取道去莫斯科的。船上有湖北、江苏、河南等省的学生，因船颠簸得厉害，有个河南籍的同学病倒了，黄励就忙前忙后地照顾病人，帮着倒水、喂药等，杨放之因为与病人是河南老乡，出于桑梓之情，也帮着照料病人，看黄励与病人非亲非故，能如此热情地照顾病人，杨放之对她很有好感。后来，他们又聊了很多，黄励的热情、对革命必胜的信心都深深地感染了杨放之。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，王明宗派集团到处拉拢同学，制造“江浙同学会”、“工人反对派”等冤案，处处打击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党员，黄励、杨放之等有正义感的同学很反感，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他们遭到了王明宗派集团的残酷打击。但两人的感情却在实际斗争中越来越深，志同道合的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，在莫斯科结了婚。

　　1928年，黄励随瞿秋白到德国柏林出席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。1929年，邓中夏为保护黄励夫妇，带他们到海参崴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，会后黄励就留在书记处工作，主编《太平洋工人》杂志。在莫斯科时，黄励曾怀有身孕，但考虑到孩子出生后会拖累革命事业，黄励就决定把孩子打掉，杨放之虽然心有不忍，但是还是尊重黄励的选择，去医院打掉了孩子。一次，黄励与杨放之在黑海边度假，看到列宁缔造的苏联欣欣向荣、人民安居乐业、一派欢乐详和，黄励动情地说：“什么时候，我们的国家也能像苏联这样就好了。放之，现在国内正需要懂革命理论的人才，我们回去参加实际斗争吧。”就这样，两人放弃了在苏联的优越生活，冒着随时牺牲生命的危险，毅然决然地回到国内，参加革命斗争。

没来得及到苏区工作，女省委组织部长就不幸被捕

　　1931年秋，黄励回国后，任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。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，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不断遭到破坏。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杨放之也不幸被捕。1932年秋天，党调黄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，其时她的处境已非常危险，因为她此前的职务是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，其主要任务就是援救革命者、救济死难烈士和被捕者的家属。由于四处奔波，经常抛头露面，所以很多人都认识她，国民党也开始注意她的行踪。为了黄励的安全，党中央决定派她去苏区工作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她还没来得及成行，就被叛徒出卖了。1933年4月25日上午1l时，在西爱斯路住处，叛徒周光亚带着军警和法国巡捕逮捕了她。敌人搜遍了她的房间，在房内只搜出“大洋一元，小洋六角，手帕一条，钢笔一支，眼镜一副”。

法庭变成了战场，怒打叛徒周光亚

　　法租界巡捕房当天就将黄励移交给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，法院第二天就开庭审理。

　　在法庭上，黄励化名“张秀兰”，同审判官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，把审判官对她的审讯，变成了她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揭露和批判。审判官指责她只承认自己是“张秀兰”是“欺骗”时，她无情地揭露：你们国民党哪一天不在欺骗民众?!同日本签订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，又不敢公布，这不是欺骗?上海是中国人的地方，却要外国巡捕来抓中国人，这岂止是欺骗，简直是卖国!

　　由于敌人手里没有证据，法官只得让叛徒周光亚出庭作证。周光亚与黄励同为党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，1931年回到上海，黄励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，他任黄励的秘书，被捕后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，很快成了可耻的叛徒，在上海市公安局特务股说服组做事，专门劝降共产党人。黄励看到周光亚后，怒不可遏，伸手要打叛徒耳光，被法警匆匆拦住。黄励仍不解气，又向叛徒脸上吐唾沫，厉声骂道：“你这个无耻叛徒，还有脸来见我！赶紧滚开，不要站在我的面前，污辱了我的眼睛。”法官狡诘地问：“这么说，你承认你是黄励，承认你是共产党了？”黄励豪迈地回答道：“我就是共产党员黄励，江苏省委组织部长。共产党的事我做了很多，就是不告诉你们！”法官假惺惺地说：“你承认是黄励，那很好。只要你说一声从此不干共产党，保证给你高官厚禄。”她威严地斥责法官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要永远干共产党，什么高官厚禄，见鬼去吧！”法官说不过黄励，只得匆匆退庭。

　　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，审判官慌忙念了一纸判决书：“根据本法庭审理结果，被告张秀兰原名黄励，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，有廖平凡（即周光亚）等人供认。依据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第七条，本庭决定被告张秀兰，将交由上海市警察局移提归案讯办。”随后，黄励被带上手铐，在第二天深夜被押上从上海去南京的火车，第三天被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。

狱中争分夺秒为党工作，把看守班长策反为“红色信使”

　　在看守所，黄励争分夺秒，为革命做工作。她给难友们讲革命故事，教大家唱《国际歌》，还把苏联的海员歌译成中文来唱，鼓舞大家的斗志。她还与陈赓、罗登贤、夏之栩等人一道，将敌人营垒中的人分化出来，参加革命。

　　看守所有个所丁，叫张良诚，安徽人，从小失去父母，青年时流浪南京，被国民党抓去当兵，因办事伶俐，被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第六科当勤务兵，警务处长看他办事勤快，人又老实，很是喜欢，将他补为看守所的所丁，当时犯人称看守为班长，故狱中同志都叫他张班长。他为人正直，对叛变投敌的人十分鄙视和憎恨，对于政治坚定的同志则很尊重。当时狱中的犯人把张良诚的态度形容成一支政治测量表，从他相待的表情中就可以判定这个人的政治表现如何。陈赓对蒋介石威逼利诱的那种鄙视精神，罗登贤痛打叛徒余飞的英勇气概，黄励怒斥叛徒周光亚的英雄壮举，让张良诚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陈赓、罗登贤、黄励、夏之栩等政治犯是最能受到张良诚敬重和亲近的人。黄励等人就找机会与张良诚不断接触，对他进行政治宣传，将他争取过来为党工作。

　　开始时敌人想动摇黄励的革命意志，将她安排进“优待室”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，而且不上锁，让她随意出入，还可以看报纸。黄励利用这一点点“自由”，经常找张良诚聊天。有次黄励问起了他的身世，张良诚说自己是安徽人，生于1911年，从小就失去父母，很早就到南京来谋生。黄励眼圈一红，想到自己同样苦难的童年，从小就失去父亲，自幼靠母亲和姐姐做鞭炮、替别人洗衣服为生。所幸的是，自己在舅父的资助下，有书读，并考取武昌的中华大学。于是她对张良诚说：“你年轻，又诚实，很好。当一名所丁，这样下去很可惜。年轻人要有志气，找出路。”说到这儿，她故意顿了顿。张良诚忙问：“黄姐，我怎么去找出路呢？”“你在司令部是没法找到出路的。”“要向哪一方面找出路呢？”张又问。“共产党是不讲究资格的，你想找出路，只有走这条路。”说完，黄励目光深邃地看着张良诚，张良诚会意地点点头，从此他更加同情革命，愿意为革命工作。

　　此后，张良诚经常暗中给政治犯送消息、传递条子、送信件，甚至把某些人叛变的行为告诉黄励。当时看守所里有位叫黄海明的难友，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叫曼曼，黄励经常抱着孩子玩、唱歌给孩子听，还借这小孩传递消息。黄励等事先将写好的条子装在孩子的口袋或尿布里，对张良诚说，送“男号”某某人，就由张抱着孩子到“男号”巡逻，“男号”内即有人隔着铁窗抱孩子，挑逗孩子玩，顺便就从小孩身上摸走条子，男号要回话时，也写好条子放在小孩衣服内，然后叫张良诚送还给黄励等人。

　　为了让党组织及时了解狱中情况，黄励连续用了几个晚上，瞒着敌人写了一封长信，详细地把狱中叛徒的情况，向狱外党组织作了汇报。当她把这封信交给张良诚，要他送出狱外时，她紧紧地握住张良诚的手：“事关重大，你……”张良诚从黄励的眼神中已明白这信的意义非同小可，他毫不犹豫地说：“黄姐，你放心，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’，你说过的话，也就是我现在要说的。”张良诚很快地走了，并很好地完成了黄励交给的任务。然而，他终究没能逃脱敌人的魔掌。

　　一天，张良诚在夫子庙见到刚出狱的陈赓（因党组织营救出狱，而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内的难友们一时不明真相，纷纷谣传陈赓同志已经投敌，在外面要和人结婚了）。陈赓一方面挂念狱中的难友，另一方面也为了打消同志们的疑虑，让大家继续坚持斗争，就写了一张条子和5块钱托张良诚带给黄励，条子上写道：“我是不会叛变的，你们在狱中安心斗争。”

　　当张良诚由洞门口将这张条子给黄励时，被黄励同室的女犯胡小妹看见了。胡的丈夫是叛徒，胡本人临近分娩，想保释出去生孩子，就将此事报告给看守长姚慕儒（犯人都称他“姚姚”），开始姚所长害怕自己被卷进去，不想关押张良诚，胡小妹就闹，说要向上报去。姚所长心慌了，就准备逮捕张良诚。6月中旬的一天，犯人们正在看守所内放风，看到张良诚提着自己的一只旧箱子和一些零碎的东西，对看守们说：“你们查罢。”监狱的犯人都惊呆了。不久，军法处将黄励叫去。回来后大家才知道，是因为胡小妹告密，敌人把胡释放了，而张班长则被捕了。在放风时，张良诚曾对犯人讲，事情发生后他本可以逃走，但他不愿意牵累别人，他不怕坐牢，这一个罪死不了，至多关个三年五年，坐几年牢反倒可以好好地学习，自己还年轻，正需要学习。

策反案让宪兵司令谷正伦羞恼成怒，也让更多的人走向革命阵营

　　张良诚案由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的李华龙法官审理。李华龙开始拟定的刑期是6个月，但军法处主任贺伟峰怕判得太轻，宪兵司令谷正伦不答应，就将判决书发下来让李重拟，李华龙乃根据法条的最高刑拟定为一年又6个月。贺主任还是担心拟得太轻谷司令不会答应，最后李华龙拟定为5年。贺伟峰认为这下差不多了，就亲自将处理结果送给谷正伦过目，想可以说明情况，通过批准，结果谷正伦大发雷霆，认为他的司令部里竟然出了为共产党办事的人，这还了得，为了杀一儆百，遂将张良诚改判“枪决”。虽然贺伟峰再三说项（因张良诚平时表现较好，故贺肯去说情），仍未能获得准许。谷正伦也意识到张良诚罪不当死，故口头答应“张良诚被处决后送一口棺木作为对他的怃恤”。

　　张良诚案使敌人惊恐万分。大批革命者没有“转变”和投降，而反革命营垒中的一些人，却转变到革命方面来，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。他们对黄励又恨又怕，感到不除掉黄励，劝降他人的工作就难以奏效。为此，国民党中央党部批示迅速处决黄励。同号子的难友为黄励准备了一套就义时穿的干净衣服；黄励也知道自己牺牲的日子不远了，但她依然谈笑自若。当难友们问到她的情况时，她拍拍后脑勺微笑着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快到雨花台了！”放风时，她总是抱着曼曼，在小院里边走边唱，乐观而又自豪。就在就义前几天，她还将一张条子交给一位难友，托他转给陈赓，告诉他狱中最新的消息。

　　1933年7月5日清晨，狱卒传呼黄励的叫声，惊醒了狱中许多难友，他们知道黄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就帮她换上干净的衣服，理好她蓬乱的头发。黄励深情地看了难友们一眼，叮嘱她们：“我们最后一定会胜利的！不要为我难过，保重身体，将来为党工作。”黄励想到丈夫还在监狱服刑，便从头发上扯下一把头发，用小毛巾包着，对难友说：“我的丈夫现在也在狱中，如果有幸能活着出来，请你们把这包东西给他，我今生不能再与他并肩作战了，但愿我的一缕青丝可以陪伴他一生。”

　　当她步出牢房时，难友们都痛哭流涕，有人还高呼“黄大姐！”黄励边走边高声说：“我去了，同志们不要哭，要坚持革命到底！”。在敌人押着她走向囚车时，她对押送的宪兵做了最后一次宣传：“你们都是穷苦人，国民党杀害共产党人，就是不让中国的穷苦人翻身。你们杀了很多共产党、革命者，能杀得完吗？越杀革命者越多，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。”

　　1933年7月26日，黄励牺牲后20天，张良诚也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遭秘密杀害。可是当敌人秘密处决张良诚时，张像共产党人一样高呼口号“打倒蒋介石！”“打倒谷正伦！”口号声震动了整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，也震惊了谷正伦，他羞恼成怒，又急又气，但张良诚人已经死了，无从加刑，谷正伦便命令撤消给张的怃恤金来自我解嘲。

　　张良诚的壮烈牺牲震动了监狱内外，有一名看守，也曾帮助过犯人递条子，担心自己受牵连，便逃离看守所，潜伏市面。同时，看守该所的一营驻军，敌人怕其叛变，亦将它调往汤山驻扎。

　　姚慕儒所长的文书金国南，既是张良诚的同乡，又是张的好友，他得知张的死讯后，随即向姚提出辞职，要求去上学，当即被批准。他为了通知其时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的夏之栩、帅孟奇、宋涟、肖明等人有关张班长牺牲的消息，曾以夏之栩弟弟的名义（化名夏超）去模范监狱探监，使他们得知了此噩耗。金国南后来考进一所学校，1937年被关进了南京反省院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经“南京八路军办事处”保释出狱，随即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参加八路军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他的重新寻找出路，正是受了黄励和张良诚的精神鼓舞。